周倪安
政府決定基本工資將從明年元旦起將調升，由現行二萬四千元調高到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元，時薪自一百六十元調高為一百六十八元，調幅超過五%。時值疫情期間，工商團體大喊吃不消，而勞動部長受訪表示，勞動部將和經濟部研擬補貼方案，補貼給艱困產業的月薪和時薪。
事實上，筆者認為在疫情期間，雖然台灣整體的GDP是持續成長的，甚至是十一年來數字最高的，但是如果這麼好，何需發放特定人的紓困金及三倍券五倍券？政府應該體恤全國各行各業的辛苦，而不能只看數字做決策，只以特定幾個產業超級成長所帶來的正向數據，平均在整個社會裡，失業者、減薪者甚至在非營利事業的工作者眾，特定產業的高成長是必然，但整體而言多數民眾受害是事實。如今政策再加上調升基本工資，民間都知道最大受益者就是在台灣短暫工作的外籍勞工。
十年前台聯就提及基本薪資二萬五千元，但是本外勞薪資必須脫鉤處理，應該各自保障。所謂基本工資，就是維持勞動者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費，因地而異。像是日本因各縣市的生活水準高低不同，因此也訂出了不同的基本工資，所以東京的基本工資是全日本最高的。外勞只有一人來台灣工作，其家人都是在自己的國家生活，契約期滿就必須回到他的母國，因此他們跟我們台灣人領一樣的基本薪資，這樣是合理的嗎？不論是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或WTO規定，其最低工資是兩國雙方議定的，其實跟該國有沒有基本工資是無關的！
發生疫情之後，筆者覺得台灣的政府官員可以像新加坡多做一些學習。比如去年二月，新加坡政府為了展現抗疫決心和共渡難關，三司十三局政治任命高官捐出一個月薪水予公益金；另外新加坡的外勞政策，更是值得台灣借鏡，該國運用東南亞外勞補足他們需要的勞動力以留住企業和人才，防止中國方面是禁止中國勞工成為家庭幫傭以防破壞新加坡的家庭；反過來看這二十年來，台灣人的家裡或醫院裡，到處充斥了中勞或是中配或是違法居留台灣的中國人在工作，也直接間接影響了我們社會的安定。
二Ｏ一六年新加坡常住人口為五百六十萬，約三百四十一萬人為本國公民，契約外籍勞工達一百六十萬人，外勞人數與公民人數比是46%左右，而且外勞人數仍在增加中。新加坡前三家公立大學畢業生起薪都在新台幣七萬元以上，失業率2%左右，該國以市場機制聘任外勞，由國與國之間談判決定最低薪資，沒有外勞搶本勞工作問題；而台灣給外勞的薪資比照台灣人的基本工資，然後再用錯誤的「移工」一詞取代「外籍勞工」，並扣上本外勞不同薪資就是沒人權的大帽子，這其中到底誰得利？
政府應該實際去調查，外勞來台三年，是否真的拿得到整整三年的薪水？不！錢哪去？外勞來台的仲介費每年十萬元，一年五十萬人就有五百五十億元新台幣的利益，是哪些既得利益者拿走？政府應該讓數字說話，而非因循苟且地延續先前的政策，美其名年年調漲基本工資卻忽視本外勞薪資問題，不但難以讓有心的企業家回台投資，疫情和錯誤政策恐繼續吞噬台灣的中小微型企業與增加失業率，請政府慎重！（作者為台聯秘書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