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三月行政院長蘇貞昌和中國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唇槍舌戰，中國國民黨團因此要求立法院正副院長約束官員「反質詢」行為。游錫堃則表示「贊成反質詢」，他強調，要有強的國家，就要有強的行政部門，要有強的行政部門，就要有強的國會，政府如果有反質詢的能力，那國會議員自己要更強，要有反反質詢的能力，這樣國家才會更好。
正常民主國家，國會公費助理就是幫國會議員執行立法工作，至於建立國會議員與選民良好關係的工作則由自費助理承擔，台灣多數立法草案係由行政單位擬定，公費助理還是為國會議員個人服務，也幫國會議員擬質詢稿。台灣與美國一樣，行政與立法分立，不是行政對立法負責（內閣制），應該沒有質詢制度，可是台灣卻有質詢制度，因為台灣依循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的制度。
孫中山認為中國古代體制皇帝掌控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，考試及監察則獨立，因而創出五權分立說。這是嚴重的誤會，皇帝還是完全掌握考試及監察。只是中國還未脫離「奴才」社會，「主人」說的話完全是對的，因而《中華民國憲法》乃依循五權分立，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的《五五憲草》就是五權分立。後來「政治協商會議」討論到，國會沒有監察權將形成弱勢國會、強勢行政權，甚至於產生獨裁總統，所以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公布的《中華民國憲法》增加了立法院的閣揆任命同意權、行政院長的副署權，而國會擁有質詢權以監督行政單位。
內閣制的質詢是象徵內閣向國會負責，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立法院的質詢權是取代監察權，用來監督行政單位，所以有問題才質詢，沒問題就不必質詢，萬年國會年代就沒有每位立委都質詢，一則沒有發現毛病就不必質詢，一則有很多立委根本沒有能力質詢，不過有少數立委質詢的水準遠比目前的立委高，因為他們長期擔任立委不必退職，而行政官員常更換，對於各項業務，精明的立委遠比行政官員清楚，他們輕鬆地詢問，就會使行政官員心裡發毛。
萬年國會退職後，從第二屆立委開始，變成各個立委都上台，以監督行政官員，質詢制度就變成立委的秀場，他們透過媒體作秀。然而質詢也變成立委的壓力，要質詢甚麼？它變成立委沉重的包袱，但又不能不背。最嚴重的問題是有些立委並不清楚行政業務，形成外行人考內行人，有些立委以謾罵來掩飾無知的窘態，後來大家爭相模仿。萬年國會年代，並不是所有立委都上台質詢，但上台立委溫文的質詢就讓行政官員坐立難安。現代的立委則各個上台作秀，卻有人以窮凶惡極的態度來掩飾其無知。
最近行政官員出了一招讓立法院相當難堪，就是以反質詢來對付作秀又不做功課的立委，讓一些立委難堪。它有一個盲點，既然質詢權是要取代監察權，在沒有發現行政單位的缺失前，不要質詢就好，何必人人都上台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