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民主之父、世界推崇的民主先生李登輝總統，於二○二○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七點二十四分完成他精彩、有意義且受到永遠肯定的人生。身為一位台灣人，我極其榮幸能於二○一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二○一四年八月四日期間，與李總統共同完成二十次訪談、約有近五十三小時李總統親自口述的第一手材料。
李登輝總統在一生中，從自覺、學習、懷疑、循證、實踐、反思及不斷求知創新，到皈依基督信仰的演化和實踐的核心，就是不斷經過自我否定、自我超克到實際人生與經歷戰爭生死，所精粹的思想，也就是李登輝總統所說：我是，不是我的我。
李登輝總統清楚認為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因此，必須追求並不斷實踐有意義的生命，創造永遠肯定的人生。所以，不能陷入中國孔丘儒教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的盲目之中，而讓心靈被死的恐懼所制約。因此，李登輝總統在認知「自我之死」，分為兩個層次，一個是在自然過程中「我」的「生命之死」；一個是在「超自然」的自我昇華中，「我」的「精神觀念否定」的「自我之亡」。這就是李總統所說，所謂的死亡，並非僅指肉體上的死亡，而是包括觀念上的自我否定。
由此推論，李登輝總統「我是，不是我的我」的哲思，可以從以下兩個層次，並從他生命實踐的事實來證明。
首先，從其生命的本質而言，就是「我」與「超我」的關係演化。「我是」，就是在有限生命裡實現自我與地位的「我」，也就是李登輝總統自青少年時期以來不斷自問及提問「我是誰？」的對象；「不是我的我」，就是「超我」，李登輝總統從祖母的「死」、大哥李登欽的「戰死」到戰爭期間目睹人類的「慘死」等經驗，在不斷辯證及質問「人是甚麼？」的存滅現象裡，區分「生命之死」與「自我之死」。
其次，從其生命的實踐而言，就是「李登輝」與「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」的演化。從歷史實證可以界定「李登輝」與「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」的演化，至少有以下三大階段：
第一階段：少年李登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。做為「我」的李登輝，在此期間，一方面經歷兩個外來政權；一方面經歷長達三十五年對「我是誰？」及「人是什麼？」的自覺與追尋。
第二階段：世界知名農經博士到蔣經國的重要政治幹才。在此期間，一方面，「基督信仰已在李登輝的生命裡活著」；一方面，經歷威權虎穴及中華獨裁法統的外來政權，做為「我」的李登輝，在歷史的偶然下，成為台灣總統。
第三階段：「脫古改新」寧靜革命到主權在民的新時代。做為「我」的李登輝，在此期間，已經演化成為「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」，如同尼采所說「重估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」的實踐，李登輝總統在「脫古改新」的觀念下，一方面斷離台灣與中國內戰的政治牽連，與台灣人建構民主自由體制；一方面激發台灣人的心靈改革，深層思索「生為台灣人的悲哀」的處境，認知以台灣為應許之地，來建立「生為台灣人幸福」的生存場所；一方面完成政權和平轉移及政黨輪替，實踐「主權在民」的精神，具體打破中華獨裁體制的權力繼承惡習，建構台灣人做為民主人的新時代。
一生經歷兩次外來政權的李登輝，從「身為台灣人悲哀」的心靈，自我實踐一切價值轉換的價值，並轉換為實現「身為台灣人幸福」的行動，建構新時代台灣人的心靈與認同。本質上，李登輝就是新時代台灣人的典範。
從人類追求良善政治文明的歷史來看，李登輝總統以「主權在民」的信念及「寧靜革命」的方法，使台灣及台灣人脫離中華獨裁法統的過程，其成就遠勝於日本「明治維新」的血腥。從變革主體來看，李登輝總統以「台灣人為主體」對抗「中華威權幽靈」，將「國家權力奉還台灣人民」的民主化過程，本質上足以與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，巴黎市民高舉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的自由主義瓦解絕對王權及封建制度，以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林肯總統解放黑奴運動，並列為人類的文明成就。
在長達一年半多的訪談期間，經歷了李總統在二○一三年的兩次大手術，以及他為牽絆台日關係的日本之行而拉長訪談的時間。但對我而言，這卻是無比幸福的時間。訪談期間，李總統像是藉由教誨及叮嚀我而提醒台灣人的三件事，這正是他一生實踐的實在：
一是，克服自我，實踐有意義且永遠肯定的人生。
二是，脫古改新，建構新時代台灣人的心靈與認同。
三是，誠實自然，了悟「我是，不是我的我」。
雖然，李登輝的生命停止運作，但是，他留給台灣人「新時代台灣人」的心靈與意志、留給世界民主文明「寧靜革命」的資產，無疑是日久彌新、影響深遠的價值與典範。